一、和平解放岳阳城
一九四九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解放。这年四月十一日，我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五九师从河北省霸县随主力挥师南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于 六月一日 到达湖北孝感县肖家巷一带。 七月八日 部队从肖家巷出发，军、师主力向湖南省平江县方向前进， 七月十六日 挺进平江。我四七五团由杨力副师长兼参谋长率领沿江开进，作为军、师侧翼警戒。过江后，由蒲圻转南经临湘县向岳阳进军，担负解放岳阳的任务。
岳阳是南北水陆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很重要。我团于 七月十七日 从嘉鱼过江，十八日在临湘县城宿营。当天，有个自称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六支队司令李长江的人来到团部，说他有一千五百人，拟与我商讨起义之事。他的部队驻扎在桃林区的山沟里，并向我讲了岳阳城的一般情况。我团因主要任务是先占领岳阳，为南进、西进的大部队打开通道、补充给养，所以暂定李部在原地驻扎，听候调遣，并向他交代我军的政策。十九日，我团在云溪镇休息就餐后，从岳阳来了一名叫杨青的人，自称与武汉3130部（我地下党所领导的城工部）有联系，前来接应我们，说岳阳保安团与他讲好了准备起义。下午又来了一人名叫杜德贞，是铁路工人，也讲了与杨相同的话。听了两人对岳阳的情况介绍，我团夜间出发时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先由侦察股长聂海田带领武装侦察排先期进入岳阳，摸清情况后与保安团直接联系，部队如果听到城里有枪声，即从城陵矶展开攻打岳阳城；二是如果保安团确实放下武器投诚，我团即在城陵矶车站休息整装，准备列队举行入城式。 七月二十日早上 部队正整装待命，侦察排来人报告，城里无军事行动之意，侦察排已到县政府，并见到县长兼保安团长许新猷。于是部队整队从城陵矶沿铁路线入城。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走在前面，吹着嘹亮的军号，团宣传队在号兵之后锣鼓喧天地跟进，团直、各营分两路纵队以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城区人民早就闻知我解放大军将要到来，加之侦察排先期到达，群众即自动地烧了开水，街两旁挤满了人群，鞭炮齐鸣，热烈欢迎我军入城。队伍开到县政府前集合。县政府人员也在门前聚集表示欢迎。团王政委向部队和周围聚集的群众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各部队分头到宿营地休息。当天，我们向上级电告我团解放岳阳的情况，第二天宣布岳阳城在人民政府未产生之前，由我团实行军事管制。二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岳阳解放的消息。
二、收编游杂武装
七月下旬，岳阳城的局势趋于稳定后，团党委考虑到我团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不收编好许新猷、李长江两部游杂武装，团主力就不能派出去打开局面，剿匪、征集粮草支援前线的工作就难以进行。时间长了，就连我团本身吃粮也会成为问题。而这些工作又不能等待各级政府建立后再去完成。因此，经研究决定，先将岳阳城内的保安团收编，再解决临湘的李长江部问题。许新猷部在我眼皮底下，虽然许向我表明了投诚态度，我们告诉他的事都一一答应，但他的部队情况我们并不了解，不解决总是个问题。李长江部在我团背后，不解决也有后顾之忧。
团党委决定对许部，先进行收编教育，派我政治干部去任教。许新猷当时态度不错，将部队全体按规定集中。我们派去的政治干部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讲当前的形势与我军要解放全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方针，要他们看清形势，同时宣传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与蒋军是有本质区别的。还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许部的士兵很愿意接受这些宣传教育，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家庭，又是被保甲长用抓、拉、抽、派、雇等几种形式强迫当兵的。通过教育摸清了许部士兵的思想状况，他们普遍反映家中有困难，想回去。我们掌握情况后，在七月底找许来团部，向他讲述了当前的形势，和他应取的态度，同时指出他的部队因各种困难不能再维持下去，应将武器集中保管，排以上军官集中学习，士兵学习与军官分开进行。许很理解我们的意思，表示早点解除武装好，这样他也了却了一桩心事。要不，出了事他本人也不好交代。我们同他具体商定了解决的办法。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同他一起到现岳阳市第一中学，由许将保安团的战士和排以上军官全副武装分别集合。许向士兵发出架枪的口令，叫把手榴弹袋、子弹袋、刺刀放下，他向士兵讲了几句话。然后由我团预先分配好的干部将士兵带回宿舍，各自取衣服、被子去了。士兵离开后，我团作战股长李子建带人将武器弹药等装备登记好运回团后勤处。许又到教室要排以上军官把枪放下，人到外面集合，并向他们讲了话。尔后，我们就将该团的官兵分别集中进行教育。这次收编计排以上军官87名，士兵只剩近800人（原来向我团报告有四个营，总人数一千余人）。查其减员的原因，一是吃“空”名，二是逃亡，三是病号。有些人则是利用亲朋戚友的关系，想通过当兵捞些油水，补贴家用，看到我军是供给制，生活艰苦便溜号了。收缴的武器弹药计有：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二十挺，手枪一百一十四支，长枪七百六十一支，各种弹药一些。
我们紧接着在士兵中进行登记，有258名自愿参加我军，其余发给路费和证件遣送回家。在登记时发现士兵中有一日本人，他是被抓丁派到中国来的。日本投降前他在长沙日军中开小差想回日本老家，爬火车刚到岳阳，侵华日军就宣布无条件投降，火车不通，走不了。为了维持生计就参加了岳阳保安团。他会讲点普通中国话，平时不多讲话，倒看不出是日本人。这次逐个填表登记，他无法填写哪省哪县人，加上我们进行了生动的政治教育，他又亲眼看到我军一举一动，思想包袱放下后吐露真情，并提出愿参加我军。团政治处将其送到上级领导机关。对许新猷本人，我们要他回到县政府去，等待人民政府接收。七月下旬，我南下工作团到达岳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开始办公，出了安民告示。许将一切向我人民政府一一移交，计政府人员58名，各种档案卷宗齐全。当年冬天，许新猷还参加了洞庭湖堤坝修复工程，表现还好，后到专区商业局工作。
岳阳城内问题解决后，我们即调临湘县李长江部于八月初到岳阳第一中学集中。李长江部是由临湘自卫团、警察大队及湖北省蒲圻自卫团一部和特务大队组成的，自称湖南军区第四纵队第六支队（原向我团报告，总计1333人），李长江任司令，副司令胡大士，政委王立农，参谋长刘子全。辖四个团，第一团团长李扩海（以敌特务大队为基础），第二团团长骆振湘（原临湘自卫团），第三团团长李拓（原警察大队），特务团团长邱以琴。邱以琴部本是湖北蒲圻自卫团，有250余人，向湖北报了一部分，又向李长江部李扩海团报了一部分，实际上是想保存实力，因李扩海是临湘桃林镇人，与蒲圻交界，听到李长江部要到岳阳集中收编，蒲圻自卫团根本不来，也没有到湖北收编，而是在临湘与蒲圻边境为匪。我们的办法是先解决来的，来多少算多少。按照收编保安团的经验，先派进政治干部进行教育。在方法上有点不同，就是开始教育就把排以上军官与士兵分开编队进行，这样军官认为是对他们特殊照顾，士兵则看到长官不在，能大胆讲话，便于我们掌握情况。几天后找李长江谈话，交代政策，李勉强同意收编，要求我们去几个人同他们一起做几个团长等人的工作，我们表示同意。李部上层人员思想比较顽固，与许新猷部不同，对收编有抵触情绪。但当时湖南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两将军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接受了毛主席的八项条件， 八月四日 宣布起义，并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程、陈起义通电）。长沙和平解放，是我军军事斗争发展的一大胜利，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予残存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严重打击，有利于迅速解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缩短解放战争的时间，为解放全湖南，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湖南走向新的历史时期。 八月九日 ，湖南军政委员会、湖南省临时政府和湖南军区同时宣布成立。这一形势的发展为我团迅速解决李长江部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向李部团以上军官，讲清长沙和平解放的意义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觉得大势已去，同意接受收编。我们立即动手，当天就用解决岳阳保安团的方法，将其武器收缴了。计收编排以上军官一百七十八名，士兵五百七十六名，共七百五十四人，收缴轻机枪十七挺，冲锋枪五支，步枪五百三十二支，短枪十七支。然后对李部官兵继续进行教育。不久，奉上级指示将许、李两部军官全送长沙军分区教导队（驻湘潭市）学习。走之前李扩海向我团报告，他还有一部分子弹、炸药未带来岳阳，要我们派人去运回，我们派一个排带李和一名副官将隐藏的弹药运回岳阳，即将许、李两部排以上军官送走。李部的士兵经教育后，大部分遣送回家。
由于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对许、李两部给予了妥善解决，对邻近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游杂武装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有的主动要求收编。从 七月二十日 至 八月十五日 ，我团共收编国民党地方军共计四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中军官二百六十五人，士兵四千四百九十八人。歼敌正规军四十二人，歼敌地方军三百九十八人，敌向我投诚十一人，总计五千二百一十四人。我团解放岳阳后在二十天时间内，就顺利改编、收编了许新猷、李长江等几股游杂武装，得到了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的表扬。《湖南日报》为此作了专题报导。
三、建立地方武装
长沙和平解放后，随后周围各县城也相继获得解放。但当时我们仅控制了各个县城、公路沿线以及城镇附近部分乡村，广大农村仍为游杂武装和土匪所控制。游杂武装数十股共一万四千余人遍布全地区，尚有近万人的土匪武装成群结队流窜各地，抢粮索款，造谣惑众，造成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甚至长武公路上也时常受到土匪的抢劫袭扰，使我接管、支前等项工作不能顺利开展。
为了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发出了主力地方化和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这是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和巩固胜利的正确方针。但贯彻这一方针，由主力部队转化为地方部队，却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不久，一五九师改为长沙军分区，九月初分区领导机关及地委分别由平江、岳阳移至湘潭。当时部队的思想情况，一种是愿意地方化，另一种是不愿意地方化。愿意地方化的并不是都领会了毛主席的“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指示精神，而有的是在较大程度上包含了个人得失的因素。如愿做卫戍部队，驻城市，认为主力地方化可避免走远路，不再爬更多的高山。这种思想在部队内是比较普遍的。当然也有个别干部想借此脱离军队，改行做地方工作，一方面是部队生活艰苦，但主要考虑的是在地方工作找对象容易。另有一部分人（干部占多数）不愿意离开野战军，认为地方工作不光荣，工作不正规，进步慢，同时对生活待遇也有些考虑。为了克服上述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认真贯彻部队地方化精神，我们对当时暴露的思想归纳起来加以分析，然后再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提出问题，组织大家讨论，求得统一认识。这样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我四七五团改为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后，为了建立县、区地方武装，将二营四连改为湘阴县大队，三营七连改为岳阳县大队，九连改为临湘县大队，并抽调大批干部作为县、区武装建设骨干。
根据上级指示，我团还抽出兵力以排为单位，全面展开清匪反霸，进行军事接管，深入农村征粮和建立革命秩序。
各县大队组建后，各区中队也相继开始建立。当时四县共分二十八个区（临湘五个、岳阳七个、湘阴十个、长沙六个），每个区中队三十多至四十人不等。这支力量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为巩固新生政权，完成征集粮款等任务作出了很大成绩。各区中队初建时战斗力弱些，但他们吸收了当地贫苦青年参军，这些青年有人熟地熟的优势，成为剿匪的一支新的力量。我团部队、各县大队、各区中队协同剿匪，首先集中力量剿歼顽固的大、中股土匪，使其反革命活动失去武装依托和政治影响。其次，加强城乡治安工作，打乱匪特地下部署。第三，放手发动贫苦农民通过减租反霸，向地主阶级进攻，树立农民优势。第四，坚持镇压反革命分子，取消保甲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基层政权，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匪首，设立检举箱和土匪自首报到处，号召群众知匪报信，见匪就抓，不给土匪以资助。同时，号召家家清匪，人人反特，成立规劝小组，展开亲劝亲，友劝友等互劝活动，使残余匪特失去了农村阵地，不得不向人民政府投案。从此，长沙、岳阳、湘阴、临湘四县的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