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政治家，无论是居庙堂之高，官拜参知政事，还是处江湖之远，出知饶、润、越等州，或者远出边关，抗击西夏敌兵，都用自己不凡的言行，抒写辉煌人生，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作为文学家，他在自己不多的诗文中，留下了数篇空前绝后的不朽之作，文如《岳阳楼记》、词如《渔家傲·秋思》、诗如《江上渔者》等，都达到了诗文艺术的最高境界。如在常人，能达到其中的一项就已经够荣幸了，何况范仲淹还是兼而有之呢？千百年过去了，范仲淹人生及诗文的境界之高仍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下面我就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谈范仲淹人生及诗文的境界美。
一、 范仲淹人生及诗文境界美的主要特色
（一）、范仲淹的人生境界美
范仲淹的一生是坎坷不平，奋斗拼搏的一生，他虽然屡遭打击，但愈挫愈奋，在磨砺中成熟。虽遭贬谪，但不消沉，反而信念越坚，心志更加纯正，品德更加高尚，关键是他具有先忧后乐，心怀天下的崇高精神境界。
1、心怀天下，先忧后乐。
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范、韩应召赴阙，至京不久，范仲淹又由枢密院入中书，进参知政事，位列执宰。如果范仲淹稍有私心，即使不像蔡京、严嵩那样贪心，也可大捞一把，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富足美满，但范仲淹想到的不是一已之得失，而是天下安危。他看到当时社会已隐藏着危机，如果不改革就会有亡国的危险。于是，他就大胆地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大刀阔斧地对社会进行改革。改革家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这样做势必触犯当朝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招来他们的反对。尤其是范仲淹派出转运按察使这一举措，更是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中伤。有人指责按察使对各路官吏的查考约束太过苛刻，致使人不得尽其才。在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庆历新政“流产”了，但范仲淹仍不改其心志，他在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的《邠州谢上表》一文中曾说过：“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真是“虽九死其犹未悔”。
2、敢于直言，不计后果。
范仲淹一生遭到的打击可谓多矣。为什么屡遭打击而屡不改悔呢？主要原因是他没有私心，无私才能无畏。他有坚定的信念，确认自己那样做是对的。要么就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如果客观条件允许，一旦有机会，他仍要仗义执言。如天圣七年，宋仁宗为显示孝道，决定为秉真宗遗诏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上寿，并下令起草上寿仪式，上寿仪式为宋仁宗率领朝廷百官在会庆殿拜太后，并祝贺寿诞。范仲淹闻之此事，以为不可，祝寿乃皇室家事，岂可行国家大礼。范仲淹当时是以一秘阁校理而谏责皇帝家事，且直接忤驳执掌朝政的皇太后的面子，这确实有些石破天惊，而且似乎还有不知量力的味道，就连举荐范仲淹为秘阁校理的晏殊，闻知此事也大吃一惊，“召仲淹怒责之”。范仲淹是得理不让人的人，即使是皇帝老子，他也直言相争。范仲淹为了自己的敢于直言，是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他好几次被贬，都是因为自己敢于直言。他抱着“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的宗旨，被贬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旁人看来，范仲淹一介书生，真有些迂腐，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迂”得十分可爱。
3、进退自若，泰然处之。
范仲淹为了坚持真理，对那些自认为错误的东西，总是直言不讳，他既敢于得罪皇帝、宰相、太后，也敢于得罪当朝的其他权贵，如此一来，他要坐稳自己的交椅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他常常遭贬抑。即使如此，他也没能从中吸取教训，或为了自身利益，或为了家庭利益，或为了自己的未来就缄口不言，噤若寒蝉了，他还是一如既往，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只要自己认为不对的就直言提出。把宦海沉浮，个人进退看得很淡，等闲视之，泰然处之，他“进亦忧，退亦忧”，一切以天下百姓利益为准绳。
古人对圣贤、功臣、文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的要求。范仲淹是三者兼而有之。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立德。千百年来，他以自己的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感动着人们，教育着人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道德和人格的最高体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是一座耸入云天的丰碑，一般人只能可望不可即，历史和现实中的败类只能是丰碑脚下的一棵小草和一抔黄土，这种道德的丰碑没有在历史烟尘中黯淡下去，而是更加熠熠发光，给人以美的享受，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二）范仲淹的诗文境界美
1、诗的境界美。
范仲淹的诗作在文学史上成就不算太大，既比不上早于他的李白、杜甫，也比不上迟于他的苏轼、陆游、拿范仲淹的诗与他的词和文章相比，也不如他的词和文章有名。但范仲淹的诗有自己独特的境界，让人回味无穷，无论如何，在文学史上也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江上渔者》这首小诗琅琅上口，家喻户晓：“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小诗饱含着诗人对那些驾着一叶扁舟出没滔滔风浪中的渔民的关切与同情之心，也表达了诗人对“只爱鲈鱼美”的江上人规劝之意。另有五言律诗《野色》，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同时在诗中，诗人也表现出自己的豪爽性格和旷达情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过：“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大师的这段话，同样适合于我们对范仲淹的诗作的评价。范仲淹的诗能做到情景交融，意境开阔。“无功可上凌烟阁，留取云山静处看。”这是范仲淹言忤宰相，三出青城，在贬所饶州得游庐山时，自题于庐山道士程用之为他作的画像上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很形象地道出了范仲淹贬放之后不以进退为忧而处之泰然的心境。另有《郡斋即事》一诗中讲自己的“三出专城鬓有丝”,但他在斋中仍然潇洒过日子，“不负云山赖有诗”，昼赏秋菊黄花，夜观“一江明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同样是贬放，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自己听了琵琶女的不幸遭遇后，有感于自己在官场上的升迁遭遇，最后也泪湿青衫，悲苦难抑，和范仲淹相比，就不如范仲淹的潇洒放达，超脱泰然。读了范仲淹的诗，会使我们感受到他开阔的胸襟。
2、词的境界美。
词在文学史上的另一称呼叫诗馀。如果我们把它归入诗一类也是可以的。与范仲淹诗的成就比起来，则是词的成就高。范仲淹的词一改唐五代绮靡词风，开豪放词之先河，变低沉婉转之音为慷慨雄放之声。如他在《渔家傲·秋思》一词中，通过“塞下”、“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燕然未勒归无计”等词句，表达了自己决心守边御敌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思念家乡的情绪及戍边战士的艰苦生活，另有《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中有这样几句：“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这词纯用口语写成，气度不凡，借三国典故，抒自家胸臆，这在过去词人中是很少看到的。范仲淹的词具有独特的风格，即苍凉悲壮。在《渔家傲·秋思》一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风格。在另一首词《苏幕遮·怀旧》中，这一风格仍能得到很好地体现。这首词表现了作者的“去国之情”，大有当年的荆轲临行时“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叹。词论家黄蓼园曾这样评说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他说：“按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为乡魂旅思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女儿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这段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王国维的评价是包括北宋词人范仲淹的作品的。范仲淹的词在表现词人的感情、意趣和创造性思维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成就，具有意象鲜明、情景交融、情境相谐的“境界”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只有象范仲淹这类洋溢着自然之美，重在传神的，有“味外之味”的作品才能步入“有境界”的艺术殿堂。
3、文的境界美。
范仲淹的文章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具有自己明显的风格特点，即立意高远。这一风格最集中体现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稼穑惟宝赋》等文章中，尤其是《岳阳楼记》一篇，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封建士大夫和封建官僚阶层中能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人是很少的，真是凤毛麟角。范仲淹有这一思想境界，还通过他的文章表达出来，让后人学习，受教育，他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人心怀天下，积极向上，服务社会与人民的巨大道德力量。这也是这篇文章千百年来被人赞美传颂并经久不衰的原因。另外，《金在鎔赋》表面上写熔炼良金，其内在的深刻含义是说明对人才的培养锻炼，意在为国识才、养才、用才。即使是“天生至宝”，如果“纵横成器”，还须“哲匠之心”的熔炼。范仲淹的文章观点鲜明，语句精辟，生命力强，如《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等句子就是富有生命力的警句。在《稼穑惟宝赋》一文中，作者鲜明地提出“惟农是务，诚天下之本欤”的观点。
如果我们拿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同时代作家欧阳修的散文《醉翁亭记》相比，在立意上肯定是范仲淹的文章主旨高远。稍后于范仲淹的苏轼，他写的《快哉亭记》一文在立意上也不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当然，我们这样作比较，并没有要否认苏轼与欧阳修这两篇文章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们也只是仅就文章的立意而言。
二、范仲淹人生境界与诗文境界美的关系
1、范仲淹的人生境界对其诗文境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都是血。”言为心声，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受到他的思想境界的影响。范仲淹是这样，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范仲淹在年青时代就大致形成了自己的忧乐观。他在天圣五年的丁忧居丧期间，“冒哀上书”当时执政王曾言朝廷大事时就说过：“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后又几经沉浮，几番磨砺，他的这种忧乐思想就更加成熟。大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执着与雄心。正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忧乐思想，所以在他的诗文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作者这种真实思想的流露。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这时范仲淹已经57岁，他多病早衰，渐入老境。《岳阳楼记》是受朋友腾子京所托，因岳阳楼重修而作记，但实际上是作者借作记之机会，抒发内心之感慨，总结人生之经验，谈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因为胸怀天下，万家忧乐在心头，所以写文章时一气呵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在文章中喷涌出来了。纵观文章，浑然一体，这一名句不象另外贴上去的。如果没有平时对人生的忧乐思考，仅凭一时冲动，是写不出这样的名篇的，再参看他的其他诗文和史料，也可以说明他的忧乐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2、范仲淹人生境界与诗文境界的高度统一。
范仲淹是文人与政治家的高度统一。历史上能做到文人与政治家高度统一的是很少的，如三国时曹操可以算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可以算一个。当然，还有一些人可以算上，但总的说来，比例是不高的。比如项羽是个有英雄气概的人，能打仗，但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这与他的气质、文化修养有关。范仲淹做人光明磊落，气度不凡，这和他的诗文意境开阔、气象高远有着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在范仲淹身上达到了有机的高度的统一。
3、范仲淹人生、诗文与境界美的关系。
范仲淹的人生、诗文为什么具有一种境界美，换句话说，范仲淹的人生境界和诗文境界为什么具有较强的美感，这主要取决于范仲淹本身，因为他有一种内在的道德与艺术的力量。我们知道美是人们本质力量的显现。那么，美感则是这一本质力量得到对象化或者自由显现之后，我们对它的感受、体验、观照、欣赏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在内心世界所引起的满足感、愉快感和幸福感。我们说范仲淹的人生、诗文具有美感，还在于他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一书中，将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范仲淹的人生就是达到了其中的“道德境界”。这种人生的“道德境界”反映在诗文中，使诗文也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对人物和诗文的审美过程中，往往牵涉到对审美对象的达到判断。西方古典美学中有“真善美统一”的说法，中国古典美学中有“美善相乐”的说法，都认为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往往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道德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判断，是人类共同信守的一种行为准则，善使人类共同受益，所以她是美好的，给人带来一种美感。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好人去世总有一种惋惜之情，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审美感受在起作用。联系范仲淹的人生及诗文，我们感到他人生境界和诗文境界具有美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忧乐人生的道德力量在感染和感动着我们。
三、范仲淹人生境界和诗文境界形成的原因
范仲淹人生境界和诗文境界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她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认为形成原因有三点：
1、特殊的经历、特殊的遭遇玉成了他。
范仲淹从小失去父亲，靠母亲惨淡经营，将其带大。范仲淹贫困力学，心存大志。青年时期历经磨难，闯过艰难的科场考试。步入仕途后，总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无论在朝廷任职，还是外放他州，或者远戍边关，他都克己奉公，，不以私情用权。尤其是多次遭到来自各层次的打击后，他没有心灰意冷，而是矢志不改。中晚年经历官场升迁摔打，他已砥砺成熟，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2、自身修养。
范仲淹是一个肯刻苦学习的人，他一生都没有放松自己。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主要受到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在世，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入世思想，对他的一生影响特别大。在他遭到贬抑时，他的儒家思想碰壁时怎么办呢？这时他也接受了一些佛家的思想，如范仲淹在宣抚河东时，在保德（今山西保德）水谷驿舍留宿时。“于堂罅间”偶然得到一部佛经《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颇异之”，不仅将它收藏在自己身边，到府州（今陕西府谷）时，他还要承天寺僧人录了一个副本珍藏寺中。范仲淹是否也像中国古代许多文人一样，在失意时走向佛教，希望在“归诚佛僧”的“深自省察”中求一“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轻松呢？无实据可证，自然不能妄测，但他后来还为这本佛经写了序，则是确定无疑的。在这篇序中，范仲淹深赞这本佛经，“真指生死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说自己得到之后“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如果不是在仕途连蹇中对这本佛经别有参悟，大约是不会对这卷《藏经》所未录的经籍如此推重的。从《岳阳楼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超然物外的语句中，我们不难看出佛教对他自身修养的影响。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能使范仲淹站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来看待红尘世界，境界更高。这也是冯友兰先生说的“天地境界”，即达到神人合一，物我一体，同时又超然于红尘物外，更觉心性纯正，别无牵念。另外，严子陵先生的事迹对范仲淹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尤其在对待功名利禄问题上，这些于他的《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中可见一斑。
3、有一个较好的为政和诗文创作环境。
范仲淹是幸运的，年青时有人赏识，有人推荐。即使遭受打击后，皇帝、大臣也始终没有忘记他。也许是当时社会矛盾重重，外敌压境，致使皇帝和一些正直有识之士不致对敢于直言的范仲淹下毒手。如果碰到曹操这样的大奸臣，即使有杨修那样的才，又有什么用呢？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皇帝头脑还是清醒的，也是非常爱才的。所以说范仲淹在这样的环境下从政还是不错的，尽管“庆历新政”实施了一半，但毕竟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对后世也有些影响。范仲淹这种刚直不阿的作风，也多少改变了当时一代的士风。
在文学创作上，他有晏珠、欧阳修等人唱和，还有滕宗谅等人邀请他为岳阳楼作记，这些都给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
总之，范仲淹无论为政为人为文都足以成为我们学习效仿的楷模。南宋偏安时期的刘宰评价范仲淹为“北宋第一人”，金元遗山称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这些评价我以为并不为过。范仲淹人生境界、诗文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而且会被后人更加发扬光大。
浙江省建德市党史办 洪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