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驻外公使，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县人，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金兰①”。道光十八年(1838年)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年)，加入曾幕，参赞其事，助创“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郭为“湘军”及其水师筹措粮饷，在奔走上海期间开始结识西洋人，接触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因对清廷固步自封深感遗憾，于咸丰六年(1856年)，辞职回湘阴县城主讲仰高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奉诏赴京，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1859年)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因功赏戴花翎。不久，奉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以裕饷源。郭在京供职3年，咸丰帝先后5次召见，详询军政治乱之道。郭嵩焘深感国事衰败，帝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遂于咸丰十年(1860年)再次辞职回湘阴，开始撰写《绥边征实》一书，坦陈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任苏松粮道，旋即调任两淮盐运使；次年，任广东巡抚，因捕盗、筹饷、清理积案有功，被赐二品顶戴。后因督抚交恶、粤绅诋毁，再加上郭(嵩焘)左(宗棠)构怨，于同治五年(1866年)3月被开缺(免职)回到故里，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主编了《湘阴县图志》。
郭嵩焘一生数度辞职归乡，又数度被朝廷召回并委以重任，最突出的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刻影响。
郭嵩焘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他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加上他早年接触西洋人的阅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次奉诏入京后，于次年以敏锐的目光明确提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权，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调任礼部左侍郎，先出使英国，任中国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前，由于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郭嵩焘被遣使时，朝廷群臣视为奇耻大辱，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湘籍绅士们更不愿与其为伍，亲朋好友也纷纷劝他推卸，郭皆不为所动，决心忍辱负重，毅然出使。光绪二年(1876年)9月，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一行近30人，由上海启航赴英，途经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他认真考察沿途各地的政教、军事、民情、风俗、物产贸易等情况，并在香港、新加坡、锡兰、马尔他等地逗留，参观游览，开阔视野，与船上的西方人士交谈，多方了解详情，提出了新的“夷夏观”，并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由伦敦寄回总理衙门刊刻。书中有对西方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有关于学习研究西方治国之道和科学技术及引进先进设备的建议，多为开明之举，却遭到国内守旧派的群起攻击和弹劾：“中洋毒”、“有二心”、“桧党”等罪名不约而至。但他不为所动，在英法期间，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广泛接触学者及世界名流，精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得失情况，向清廷提出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当见到英国新闻机构关于中国吸鸦片者众的图片和报导后，光绪三年(1877年)连续2次上疏朝廷，阐述吸鸦片的危害及禁鸦片的具体措施；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他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有力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为加强中国对世界的交流与了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此，当时《西国近事汇编》载他“……不失汉宫威仪，不愧‘国使’两字”。慈禧太后也说：“郭嵩焘是个好政事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光绪政要》（卷十七）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卸任回国，托病径回故乡。船抵长沙时，然自巡抚以下，均对他冷漠无礼，无人邀迎。此后，郭嵩焘愤然退出官场，在长沙城南书院专事讲学、著述，度过晚年。然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归隐后仍向朝廷提出了驳斥《里瓦几亚条约》、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伊犁争端和对法战争的主张。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六月，郭嵩焘病逝于长沙。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疑》、《订正家礼》、《周易释例》、《毛诗约义》、《绥边征实》、《养知书屋遗集》等。
①金兰：谓友情契合，有深交。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引伸为结拜兄弟。